胡雪岩
关于胡雪岩是杭州人，笔者和同事们在《中国文物报》上已经发表过数篇文章。
2010年，杭州胡雪岩研究会编写公开出版的《胡雪岩研究文集》，发表了《胡雪岩：浙江杭州人》的文章。
2018年，我编写的《胡雪岩故居修复前后》（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一书再次提及，并增加有关照片和资料，供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胡雪岩是杭州人的真实情况。
近年来，有关胡雪岩的籍贯问题，部分人认为胡雪岩是安徽人，并借着胡雪岩“后裔”的口碑等不实资料，大肆宣传，给不了解真相的人造成困惑。
今天，再次还原胡雪岩是杭州人，我认为非常必要。
胡雪岩籍贯杭州的证据
清政府时官方的证据：左宗棠、李鸿章、阎敬铭的奏折中都称胡雪岩为浙江人：
左宗棠时任浙江巡抚，与胡雪岩的关系非同寻常，在官场和商界相互扶持了20年，情谊不可谓不深，但在左宗棠的奏稿及家书中均没有胡雪岩是安徽人一说。左宗棠为胡雪岩向朝廷请功时，如清同治十二年（1873）四月的《请赏道员胡光墉母匾额》折，清光绪四年（1878）三月《胡光墉请予恩施》折中都称其“籍贯浙江”“浙江绅士”。
李鸿章是安徽人，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十八中，李鸿章为胡光墉请奖时也说胡雪岩“籍隶浙江”。试想如果李鸿章与胡雪岩是同乡，李鸿章岂会如此请奏。其实胡雪岩曾被授布政使衔，为候补道员，按照惯例他事先需向朝廷呈报履历、写明籍贯。晚清“中兴三大臣”中的两个重臣左宗棠和李鸿章都在呈览皇帝的奏折中称胡雪岩是浙江人，这应该是以胡雪岩本人的填报为依据的。
作为户部尚书的阎敬铭，在胡雪岩破产后，于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十二日提交奏请拿办胡雪岩的折子中提及：“查胡光墉籍隶浙江，出身市侩……”阎敬铭在写奏折的时候必定对胡雪岩做了较为细致的调查。
《左宗棠全集·奏稿》
《李鸿章全集·奏稿》
阎敬铭奏章
《杭州府志》记载胡雪岩为杭州人
清光绪《杭州府志》“义行篇”记载：“胡光墉，字雪岩，仁和人。”仁和即今杭州。府志作为一种地方史主要的记载形式，其内容有着无可比拟的历史性、权威性、真实性。
《杭州府志·义行》（清）光绪二十四年修
胡雪岩自称杭州人
杭州等地有一批刻有胡光墉字样的日本铜钟，胡雪岩命人在钟之纵带上镌以双线阳文“钱塘弟子胡光墉敬助”的题名，分别赠送各地寺庙，以行善事。至今浙江湖州铁佛寺、杭州岳庙及虎跑寺内等地，都尚存刻有该题名的铜钟。显而易见，胡雪岩就是杭州人。
胡雪岩在光绪丁丑年间（1877）亲自书写的“王坟碑”，是近年从杭州城头巷口工地运至杭州九堡的，存杭州碑林。此碑书体楷书，高125厘米，宽56厘米，厚18厘米，采用太湖石料，基本保存完整。此碑落款为：“光绪丁丑秋仲里人胡光墉识。王坟石碑”。现已从杭州碑林搬迁到胡雪岩故居内，以供更多人参观。
胡雪岩在《胡庆余堂丸丹全集》中自称“浙省杭城”人，《胡庆余堂丸丹全集》是胡雪岩创办的胡庆余堂药品说明专著。胡雪岩在该专著中亲自作序，落款为“浙省杭城胡光墉雪岩甫识”，并有“胡光墉印”“雪岩”两方印章。
自左至右：胡雪岩赠岳庙日本铜钟、胡雪岩赠虎跑日本铜钟、胡雪岩赠湖州铁佛寺铜钟
日本铜钟的纵带均有双钩阴文“钱塘弟子胡光墉敬助”
王文碑全文
王文碑落款：光绪丁丑秋仲里人胡光墉识
胡雪岩亲笔为《胡庆余堂丸丹全集》作序
胡雪岩同时代人记录称其为杭人
《越缦堂日记》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记载：同治五年（1866）丙寅四月二十三日言及胡事云：“张某，邑之大趄驵。庚申、辛酉间，与杭人胡雪岩操奇赢，各挟术相欺诈……”
光绪九年癸未（1883）十一月初七日云：“昨日杭人胡光墉所设阜康钱铺忽闭……”
秦缃业、陈钟英的《平浙纪略》说胡雪岩是“在籍道员胡光墉”。
陈云笙（代卿）《慎节斋文存》说胡雪岩是“浙江钱塘人”，王安定《湘军记》说胡是“浙商”。
其中秦缃业、陈钟英还与胡雪岩一样亲身经历了清咸丰十年（1860）、十一年（1861）太平军两次围攻杭州的事情，因此他们的记载是可信的。
《平浙纪略》载在籍道员胡光墉
《湘军记》载浙商胡光墉
陈蝶仙称胡雪岩世居浙江
陈蝶仙（1879—1940），杭州人，清末民初著名的历史小说家。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完成的《胡雪岩外传》，所写的序是这样叙述的：“君名光墉，世居浙江，雪岩其号也。”他告诉人们胡雪岩一生一世在浙江，胡雪岩世代在浙江。
《胡雪岩外传》是最早出版的有关胡雪岩的历史文学作品，对胡雪岩故居作了极为详尽的描写，包括建筑的立面、结构、开间，门窗的形式，假山、厨房的位置，墙脚石的形式等的描述都十分准确到位。尤其是经考古发掘证实了作者对芝园水池底用铜皮铺设所作的真实记录。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对胡府作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其对胡雪岩故居的描述是基本正确可信的。因该书写作手法是外传，除了建筑部分，其他的写作免不了有外传的创作性。但陈蝶仙为《胡雪岩外传》作的序，我们认为是非常真实、认真，是经过科学考证研究的一篇简论。
《胡雪岩外传》序
发现胡雪岩祖父母合葬墓
20世纪90年代初，龙井村村民戚邦友把倒地的墓碑告知了胡庆余堂赵玉城先生，胡庆余堂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获得胡国樑墓及墓碑的内容。据戚邦友说，当时赵玉城在胡国樑墓碑处坐了好长时间。这一对研究胡雪岩杭州籍人如此重要珍贵的实物资料，却一直杳无音讯。
2005年，戚邦友再次把这方胡雪岩祖父母的墓碑报告给《杭州日报》，该报记者周春燕邀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的有关人员一同前往龙井村，之后经考证，才清楚是胡雪岩祖父母的墓碑和墓穴。
2008年，受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及钱江管理处的委托，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派员对位于杭州市西湖区龙井村清代胡国樑夫妇合葬墓进行了清理。
胡国樑墓坐落在龙井村陈大头山西坡茂密的丛林中，墓地大致范围纵向16米，横向14米，占地面积200多平方米。该墓曾经被盗掘，现场留有盗洞，胡国樑合葬墓碑断裂在墓前地表。
墓距地表深约1.3米，墓门朝向为西偏北，整座墓室采用石灰、粗砂、糯米浆等混合而成的材料构筑而成。墓坑长约2米、高0.94米。为双穴墓，两个墓室各宽0.60米，墓门宽4.47米。墓室内棺木已朽，但发现部分人骨保存完好，尤其是左室遗骨保存较好且坚硬。
根据一般清代合葬墓的埋葬习俗，以及墓室内残存的遗物判断，该墓左室为墓主人胡国樑，右室是其夫人。由于该墓已被偷盗，两个墓室清理仅各出土一个宝瓶。宝瓶分别有“顺治通宝”“太平通宝”铜钱以及三角形银片。左室男主人宝瓶内“顺治通宝”背文“东”，右室女主人宝瓶内“顺治通宝”背文“宁”。右室内还清理出土一件如意形银簪，制作精致，上有铭刻“泰华”。
清理墓门前时，还发现原墓前建筑的残构件，有石构屋盖筒瓦翘角、墓门贴面构件等。据当地村民反映，墓前原来还有石人、石马及华表（神道柱等石构件）。在“破四旧”中遭受破坏，都已无存。现仅存一块断裂的大型墓碑。墓碑残宽2.50米、高1.10米、上厚0.30米、下厚为0.38米。
胡雪岩祖父母墓碑（现存胡雪岩故居）
墓碑文如下：
口乙山辛向兼卯酉三分丁卯丁西分金坐氏宿三度新安唐茂承谨扦五度。
皇清诰封光禄大夫显考国府樑君、一品夫人显妣周太夫人合葬之墓。治葬子：
胡鹿泉，孙：光桂、光鉴、光鼐、光墉、光培、光椿，曾孙：洒、城、果、械、铭、煜、龄、湘、鑫、镇、铢、丙、杰，元孙：裕仁、裕昆、裕荫、品生、裕深、裕德、庚生，仝百拜奉祀。
考古发掘清理，发现胡国樑合墓还保存遗骨，原龙井村党支部书记陆鑫富告诉并要求我把遗骨拿到有关部门做DNA，我们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便联系上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很快得到了他们领导和专家的大力支持，因此胡国樑的DNA取样进行顺利。
胡雪岩曾孙胡亚光及其后裔
胡雪岩的曾孙，上海著名书画家胡亚光在《杭州拾翠》中写道：他于1949年4月2日（清明之际）回杭州首件事就是“至龙井祭扫先茔”。近几年我们去上海文史研究馆，在该馆有关领导支持下，我们查看了胡亚光的资料。胡亚光不仅自己写的履历籍贯栏填写“杭州”，在表中也可发现他生于1901年，1934年前均在杭州学习工作，并在1921年至1931年在杭州姚园寺巷自办亚光绘画研究所，1934年后一直在上海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胡亚光从族人处购入杭州胡庆余堂股1.25股，股金9443.75元。1953年公私合营后拿定息，每年472.20元，一直拿到1965年的上半年度为止。不久“文革”开始，胡亚光被视为资本家，杭州胡庆余堂造反派赶到上海抄了胡亚光的家。根据1966年8月15日胡庆余堂（当时为杭州中药厂革命委员会）记录，查抄胡亚光家实物清单上有：现金，定期、活期存款，黄金、银器，珍珠、玛瑙、翠玉、字画等。胡亚光生于1901年12月26日，1986年11月19日在上海去世，享年86岁。上海文史研究馆在他追悼会的悼词中说：“胡亚光同志……浙江杭州人……是杭州胡庆余堂国药号创始人胡雪岩的曾孙。”
几年前，我们找到了胡亚光先生的孙子胡工力（根据胡亚光先生的个人档案内记载，胡亚光先生的独子已在“文革”时期自杀），胡工力现在海南赞邦制药有限公司工作，任该公司财务总监。前几年他从海南回上海开会，我们打电话给他，特邀他来杭州参观胡雪岩故居，他非常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盛邀。在胡工力来杭之际，他听了有关人员介绍胡雪岩祖父母坟墓的保存和修缮情况，同时也告诉他胡雪岩祖父的遗骨我们请杭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做了DNA检验，胡工力得知情况后乐意自愿同意做配对。根据鉴定，胡国樑16个Y染色体STR基因座分型与胡工力16个Y染色体STR基因座分型一致，两者来自同一父系。
王振忠在《胡雪岩籍贯之争当可尘埃落定》一文中，对离开或侨迁他乡的安徽人论说：“……但同时对他们又定期前住歙县祖籍地展墓省亲，日常交游中最亲近的一批人也还是徽州乡亲，在心理上他们仍然认同自己是徽州人。近世江南一带有‘生在扬州，玩在苏州（或曰杭州），死在徽州’的俗谚，所谓生或玩是徽州人在侨寓地如扬州、苏州和杭州等地生活、经商，无论他们当年的户籍何在，也无论他们辗转分迁过多少次，但叶落归根，至少在其心灵深处，最终的归属都是在皖南的黄山白岳之间。”我们非常认同王先生说叶落归根的风俗，但这不仅是安徽歙县人如此，中国人都如此（尤其在封建社会）。我国素有“叶落归根”的传统，胡国樑墓在杭州的存在，这是胡雪岩世居杭州和杭州籍人的又一重要依据。
徐明德教授考证胡雪岩是安徽绩溪人
关于胡雪岩是安徽湖里村人，以胡惟平（自称胡雪岩堂房弟兄第五代宗孙）等人为代表的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口碑，我们认为未被证明属实的口碑，一般来说当然是一种证据，而胡惟平所讲胡雪岩和安徽的有关口碑，没有一处有依据的。其中包括20世纪40年代《一士类稿·谈胡雪岩》，徐一士本人对其所搜集的胡雪岩资料的可信性和真实性并不完全肯定。他坦言：“凡是之类，为关于此活财神之传说，所述事迹，堪备节取，未宜尽信……渲染处可做小说读也。”
说胡雪岩原籍绩溪，其二，胡雪岩故居是徽派建筑，所以胡雪岩就是安徽人；其三，胡惟平自称是胡雪岩的同宗第五代宗孙，言下胡雪岩当然就是安徽人；其四，《仝王姓交涉公事》；其五，由王振忠收藏的《南巡日记》。
关于安徽绩溪传胡雪岩是安徽人的有关口碑，及《一士类稿·谈胡雪岩》本文不再评述，请参阅《胡雪岩研究文集（胡雪岩：浙江杭州人）》。
浙江大学徐明德教授2003年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31卷第4期发表的《论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历史功绩》一文，为了说明胡雪岩是安徽人，有些内容他主要采用了安徽方面的口碑，加之他丰富的“想象力”。徐明德教授在该文中提到“胡雪岩12岁失去父亲，挑起养育全家的重担，后来迫于生计，由亲戚推荐，告别寡母，经‘浙皖古道’至杭州‘信和钱庄’当学徒”等论据。
根据在杭州龙井胡雪岩祖父母合葬墓墓碑记载，胡雪岩的父亲胡鹿泉是他祖父母的治葬人，那时，胡鹿泉不但活着已有四代人，而且胡雪岩也已有孙子辈，胡雪岩12岁丧父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徐明德教授在论文的注释中明确表示，他曾亲自考察鉴定了临安马啸乡浙皖交界的浙川溪上胡雪岩当年出资修建的一座古石拱桥，桥上刻有胡庆余堂国药号“膏丹丸散”标记。
胡雪岩当年是否出资修建古石拱桥
徐明德教授认为，胡雪岩曾出资修建这座石拱桥。我认为，其实际用意是想间接说明胡雪岩是安徽人。这桥不仅没有文字记载，而且我们专门走访了临安马啸乡浙川溪上的乡亲，当地的村民们都不知情。我们找到了徐明德教授去临安马啸乡考查陪同的程小娟，她和笔者讲，她从来也没对徐明德教授说过桥上有“膏丹丸散”的标记之类的话，一些老农都否认了这桥是胡雪岩修建的说法。
↑徐明德教授考证的“膏丹丸散”标记
我们把这座桥上徐明德教授考证认为是胡庆余堂“膏丹丸散”纹饰标记拍了照，送到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进行核实。该馆工作人员确认胡庆余堂国药号并无此标记。最近再次请教了胡庆余堂有关人员，到底“膏丹丸散”有没有标记和这种商标？他们明确告诉笔者“膏丹丸散”是类别，不是具体的一味药，因此没有这种类别的标记和商标。
徐明德教授所说的临安马啸乡浙皖交界浙川溪上
徐明德教授在这篇论文中又说：“胡雪岩出生于安徽省绩溪县十都湖里村，父亲胡鹿泉（号芝田）……家有兄弟四人，他是老大，下面有月桥、秋槎、鹤年三个弟弟……胡雪岩12岁失去父亲，挑起养育全家的重担，后来迫于生计，由亲戚推荐，告别寡母，经‘浙皖古道’至杭州‘信和钱庄’当学徒。”我们要问，胡雪岩父亲胡鹿泉（号芝田）及胡雪岩的三个弟弟等，徐明德教授所说这些人的名字和12岁失去父亲……安徽和杭州从来没有发现这些方面的书籍记载，是从哪儿得来的？从徐明德教授自己在注译中笼统地说“笔者主要根据安徽绩溪胡雪岩纪念馆、杭州胡庆余堂博物馆和浙皖古道的口碑资料……”来的。
杭州龙井戚家岭陈大头山西坡胡雪岩祖父母的墓碑上明确刻着“……治葬子：胡鹿泉。孙：光桂、光鉴、光鼐、光墉、光培、光椿……”，胡鹿泉有六个儿子（胡雪岩有姐妹，但当时社会女性名字是不刻入墓碑的）。胡雪岩并非老大，他上面有三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胡雪岩是排老四。按照胡雪岩祖父母的碑文，很清楚是按右至左排列，有人为了把胡雪岩兄弟之间排大，提出看祖父母墓碑要从孙子辈对下来以中间为最大，结果胡雪岩倒是排序大了些，但还不是老大。
作为户部尚书的阎敬铭，在胡雪岩破产后，于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十二日提交奏请拿办胡雪岩的折子中提及：“查胡光墉籍隶浙江，出身市侩……”阎敬铭在写奏折的时候必定对胡雪岩做了较为细致的调查。市侩旧时为商人，也就是说胡雪岩出身是商人，徐明德教授说胡雪岩12岁失去父亲，可按照墓碑胡雪岩起码有孙子了，他父亲却还在世。
徐明德教授对胡雪岩在日本购置的铜钟作了论述，他说：“胡雪岩非常珍惜国家的文物，他曾于同治、光绪年间两次东渡扶桑，出高价从日本购回我国流失在海外的古铜钟……”其实这些日本铜钟的来龙去脉不是徐明德教授所说的这么个情况。日本在19世纪发生了明治维新运动，也是日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这场席卷全国的运动中，其外来文化遭到了冲击，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就遭受到排斥和打击，排佛之风在日本盛行，一度兴旺的佛教衰落，年轻的僧侣纷纷还俗，年老的僧侣不得不变卖庙产度日。恰在那时，胡雪岩泛海东游日本，胡笃诚信佛，每到一地必至寺庙观瞻，见庙宇荒芜，佛刹凋零，僧侣们正在为变卖庙产而奔波，所以那时胡雪岩遂廉价将寺庙的铜钟收购。
↑杭州虎跑公园钟楼内铜钟铭文
由此可见，不是胡雪岩出高价从日本购回我国流失在海外的古铜钟，而是这些铜钟都是日本铸造的日本铜钟。
徐明德教授接着论述：“笔者目睹在杭州岳庙左庑和湖州铁佛寺大殿内，陈列着刻有‘胡光墉自日本购归’8个楷书大字的两口古代铸造的大铜钟。”其实这两口铜钟上刻的是“钱塘弟子胡光墉敬助”9个字。
胡惟平自称是胡雪岩同宗兄弟的后裔
20世纪90年代，笔者去安徽湖里村，那里的村民为了说明胡雪岩是他们那里的人，会主动拿出自编的《胡氏家谱》给大家看，并介绍宣传说，胡雪岩小时候是怎么怎么的，“几岁没了父亲……父亲叫胡芝田、三个弟弟叫月桥、秋槎、鹤年”等等，说得活龙活现。
2000年前后，胡惟平宣传《胡氏家谱》方面有所降温。而徐明德教授在2003年《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31卷第4期发表的《论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历史功绩》一文，其中论说胡雪岩家史，实际就是从湖里村中来的，这应该是他不知道杭州有人已发现胡雪岩祖父母的墓和墓碑，而胡惟平与胡庆余堂某些人关系来看，应该早已知道，但没人告诉徐明德教授实情，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到了2005年，《杭州日报》发表了杭州龙井村发现胡雪岩祖父母墓碑的报道，这时候胡惟平才在杭州公开说：“研究胡雪岩籍贯最大的困难就是胡雪岩没有家谱……”其实杭州人老底子就不流行做家谱。
胡惟平是安徽研究胡雪岩第一人，绩溪多年流行的《胡氏家谱》中的胡雪岩，其内容他难道一点都不知情？为什么早不说“研究胡雪岩籍贯最大的困难就是胡雪岩没有家谱”，要等到杭州龙井村胡雪岩祖父母的墓被发现，才承认胡雪岩没有家谱呢？
2006年，胡惟平在首届中国商帮峰会在杭州举行时对记者说：“我这次讲的是徽商发展史，如果不是胡雪岩后人的特殊身份，我很难来这里。”“我不是胡雪岩先生的直系后人，只是第五代宗孙，是他（指胡雪岩）同宗兄弟的后人，但是对他老人家的痴迷和熟悉程度，是他的后裔孙们也比不上的。”“胡雪岩后人分散海内外，大多失去了联系，这几年是我把其中一些找到，让他们恢复联系，大家都称我是胡雪岩后裔代言人。”
胡惟平说自己是胡雪岩第五代宗孙，我们从上海胡存孝处拿到的胡氏家族分布各地情况联系表看（这份胡氏家族联系表，是近20年来胡存孝等人自己寻找和初步统计编制的），胡氏家属在国内分布的城市有上海、杭州、苏州、无锡、重庆、成都等15个城市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还有美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4个国家，查遍了名单，却没有一处和一个人是安徽的。该胡氏家族分布材料其中一份，在原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王其煌处。
2005年，杭州龙井村发现胡雪岩祖父母的墓碑后，2006年胡惟平公开表示是“他同宗兄弟的后人，胡雪岩第五代宗孙”，以此来说明胡雪岩是安徽人。胡惟平也许没有想到，杭州市公安局有关部门竟然保存了胡雪岩祖父胡国樑的DNA。胡雪岩后裔胡功力（胡亚光的孙子）到杭州，第一时间知道他老祖宗杭州已保存了DNA，二话不说，自告奋勇要求做配对。
故居是徽派建筑能否证明胡雪岩是安徽人
胡惟平说：“胡氏豪宅与胡庆余堂的鲜明徽派建筑特色，在文章里就不再赘述了。”上海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王振忠也考证胡雪岩故居有徽派建筑元素。胡雪岩故居确实常被人误解为徽派建筑，这是因为不了解两地传统建筑的原因。识别和鉴定一座古建筑或文物建筑不仅是一种专业，也是一种科学。
对一些传统建筑风格和断代的考证，主要从平面布局、屋盖、梁架、瓦作等等构件作分析研究，杭派和徽派的建筑风格迥异。胡雪岩故居的建筑极少数构件虽然受到欧风的影响，并又出人意料地存有福建神州地区传统民居风格，但是基本保持了杭派建筑的传统风格为主体，是杭州现存传统建筑代表之一。胡雪岩故居无论从平面布局、屋面和其上的装饰、纹饰及梁架、大门包括天井等建筑风格，与徽派风格完全是不一样的（请参阅《胡雪岩故居的他乡建筑风格》一书），因此，说胡雪岩故居是徽派建筑，是缺乏科学根据的。
《仝王姓交涉公事》诉讼文稿及《南旋日记》
《仝王姓交涉公事》诉讼文稿及《南旋日记》，是在杭州龙井村陈大头山西坡发现胡雪岩祖父母墓碑后，先后出现的。
《仝王姓交涉公事》诉讼文稿，据介绍是一部清光绪年间摘录于“徽州府城第二册稿”。“徽州府城第二册稿”是书名，还是地名，十分含糊。无论是书，还是州府档案抄录，原件现在存放于何处，应该公开。该文稿有较多的简化字，虽然简化字早就有了，《宋元以来俗字谱》中已收集了宋元明清12种民间刻本中所用的简化字6240个。但是，作为官方文件的官司记录，出现大量简化字，甚至有的地方一行字内出现繁体和简体并用的情况。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有个别字是连《宋元以来俗字谱》里都没有的简化字，这份手抄诉讼文稿是否真的是清代人的手迹？早在2005年12月16日，我们在《中国文物报——遗产周刊》第157期《评析：误认为胡雪岩为绩溪人的例证》一文例证分析后，对这本来历不明的《仝王姓交涉公事》诉讼文稿提出了质疑，但胡惟平不作回应。
《评析：误认胡雪岩为绩溪人的例证》文章发表不久，安徽又新发现一部《南旋日记》，由王振忠先生征集收藏，并在上海《文汇报》（2006年4月10日）等报刊上发表。王振忠先生在《稿本〈南旋日记〉与胡雪岩籍贯之争的再探讨》一文中对《南旋日记》的内容做了部分抄录：
“（乙亥十月）初六日……章君谈及胡氏花园，食卞罢，即嘱韶五兄偕余及禹翁、矩兄、其兄进城往游。园名芝园，主人名光墉，字雪岩。未至门，见石板阔而且洁，大有吾乡景象。至门，韶五叩问阍者：胡姓师爷可在？阍者答以在家，并指点其住处。旋至大厅，胡君出见，是绩溪人，为雪岩侄辈，人甚朴诚，座谈片刻，即嘱咐带游芝园。其大厅上悬御赐‘勉善承荣’匾额，进大厅后数武，见两（石）门，一额左图，一额右史，左图为内宅花园，右史即芝园，有两花厅，楼极高耸，画栋雕梁，五色炫目，厅前有鱼池，以红丝磁琅圩为栏，旁砌假山，中嵌名人石刻，池畔两亭对峙，木刻楹联书法甚佳。过亭穿石而上，另有一亭，为宸翰亭，较之厅上之楼尤为高耸，凭栏而望，满城屋宇如在井底，城隍山、西湖皆望可尽。惜楼过高，且过于雕琢，近乎洋人格局，而弹琴、下棋及吟诗、作画之室，俱付阙如，据云用去朱提百万方克藏事，以予观之，实觉俗不可耐，不堪久留。良以园主（乃市井中人）胸中丘壑，故布置未能适当耳。欲作一诗以形其景，姑俟之异日……”
并作了如下分析：“‘……见石板阔而且洁，大有吾乡景象’，所谓吾乡景象，当指明清以来徽州城郭乡村中常见的大石板路面，这种特色迄今仍体现在徽州的街衢巷陌间。另外，园内建筑‘过于雕琢，近乎洋人格局’，可见，这个耗资百万两的芝园，应是融合了徽派与西式元素构建的江南园林建筑。”
《南旋日记》在上海图书馆有收藏，全部日记共39页，作者为民国时期的甘鹏云，湖北人。该日记记录的均为民国时期的内容。王振忠征藏的《南旋日记》，作者是清代光绪年间人。同名书籍这些年以来确实时有出现，同名书籍不同人写作，这在过去是十分忌讳的，所以早些年的书籍同名就不太会出现。
王振忠说日记作者与盐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介绍“……日记作者是徽州歙县北乡村一带的人，与胡雪岩祖籍地……绩溪县湖里村相距不远……”。
笔者认为该日记作者是盐商（徽商），特别是安徽歙县人，与胡雪岩同乡人，他去胡府是1875年，当时胡府芝园刚落成，那时正是胡雪岩大红大紫之时，能去胡府说明这位日记作者在胡雪岩那里面子不小，交情不浅。因此，胡雪岩是“安徽人”，日记作者应了如指掌。在日记中特意把接待他们的人——胡雪岩的侄子是绩溪人，写入日记，是反常的做法。因一个人明知对方是同乡人，有必要去有意记录说明吗？所以这句话也是所谓《南旋日记》真正目的所在，用侄子是安徽绩溪人要人们认为胡雪岩就是安徽绩溪人。
另外，我们知道一座古建筑的断代，是从多方面去观察分析考证的，尤其要从梁架、屋面、斗栱，包括瓦作等来考证整个古建筑的。其实老杭州用不着在清代，笔者小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的杭州，这个城市传统的大街小巷，大多住宅和院落都用青石板铺路、用青石板铺天井，这种情况随处可见。
笔者祖父母的家原在杭州下城柳营巷35号，是座清代后期杭州传统民居建筑，坐西朝东，中轴线上前后共二进，大门设在中轴线的左侧，每一进的前后天井都用严州青大石板铺装。笔者自己的家住在下城助圣庙前35号，这是一条东西方向的巷子，巷不长，三百来米，这条巷大多都是传统民居建筑，不少人家的天井也都采用青石板铺装，尤其是巷东头的助圣庙。助圣庙50年代初改成助圣庙小学，初次做小学时的头几年，大殿的助圣菩萨都在。助圣庙大门门楼向西，门前右前有一口让老百姓公用的水井，这个水井有十几平方米的空间，地坪都用青石板铺装。助圣庙包括门楼前后共三进，每进之隔空间不小，南北两侧是厢房，所有天进、过道及大殿的地坪全部都用严州青石板铺地。该巷子和笔者同时代的人至今大多都活在世上，他们都清晰地记得这些情况，最近与这些70岁左右的老人回忆助圣庙巷，尤其是助圣庙的情况，他们对那里的天井记忆犹新，都说这庙里面的青石板大概长有120厘米，宽60～70厘米。
70多岁的杭州人都知道，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杭州城区的街巷，有的中间铺石板、两旁作弹石，有的整条路都用大石板铺路，还有那些寺庙和稍有规模的人家中的天井、厨房、院落等都铺满大石板。杭州现存明清建筑的茅宅、吴宅、梁宅、汪宅、陈宅等都用这类大石板铺装天井和厨房院落。
不仅在杭州，在苏州、上海早期的传统民居，包括上海豫园，还有浙江如萧山、余杭、绍兴、宁波等地的传统建筑同样如此。因此，该日记作者在130多年前来到杭州，那时杭州城内石板更为普遍，他见了胡府石板就认定是“吾乡景象”，那杭州岂不处处是“吾乡”？
笔者这里举这么一些例子，说明清代时的杭州等地那里都见得到石板铺地，这是杭州这个城市一种传统风格。这位《南旋日记》的作者只看到现代杭州的高楼大厦，深深缺乏对老杭州的了解。所谓清代人写的《南旋日记》见了胡府的石板，便和安徽他乡联系了起来，以为这就可证明胡雪岩是安徽人的证据，太不正常了。制作这部记录《南旋日记》的人，笔者认为不是清人作品，作者就是个当今人。
早些年，《杭州日报》报道《胡雪岩杭州籍人》，胡惟平第一时间立马亲自赶到杭州来“辟谣”。过去，我们只要在《中国文物报》一发胡雪岩是浙江杭州籍人，胡惟平立即会发反驳意见。关于安徽近些年冒出的仅有的这两份能说明胡雪岩安徽人有关联的文本，应该是多么难得和珍贵，我们提出质疑，同时由杭州胡雪岩研究会助资请有关部门专家去鉴定，胡惟平至今没有回音。
有关胡雪岩为杭州人的大批清时期的文字资料及实物（包括民国时期大量证明胡雪岩是杭州人的资料），都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杭州胡雪岩故居，杭州虎跑、岳庙，浙江湖州铁佛寺，还包括安徽省图书馆等等，人人可参观、查阅。但至今杭州找不到胡雪岩是安徽籍贯的半点依据，安徽也从没有一部史书和地方文献记载胡雪岩是安徽人的半点史实。
自从民间文物市场在国内活跃后，无论是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的造假现象到处可见，真与假鱼目混珠。我们对《仝王姓交涉公事》诉讼文稿及《南旋日记》，早在2006年8月25日就在《中国文物报》和2010年8月公开出版的《胡雪岩研究文集》中都先后做了作假分析，并再次提出要求把它送到国家权威部门，如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及上海图书馆古籍部，由顶级专家进行鉴别，请他们在纸张、墨迹、文字等方面做鉴定，杭州胡雪岩研究会可为此资助，这样两份材料的真伪一定会水落石出。但我们多次呼吁，十几年过去了，至今杳无音讯。
对杭州胡庆余堂的几点疑惑
胡庆余堂的赵玉城先生是胡庆余堂研究厂史的第一人，20世纪90年代初，他第一时间获得胡国樑墓及墓碑的内容。据戚邦友说，当时赵玉城在胡国樑墓碑处坐好长时间。而遗憾的是，这位自己一直认为对胡雪岩颇有研究的先生，对研究胡雪岩的籍贯、出身、家史和经济等，如此重要珍贵的实物资料，却长期以来在杭州没有声音。
2000年左右，笔者去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在一个陈列展柜中看到一幅介绍胡雪岩几代人的列表，上面称胡雪岩父亲为胡芝田，胡雪岩的几位兄弟分别为月桥、秋槎、鹤年……
2005年，杭州龙井村村民戚邦友，10多年来看胡庆余堂发现胡国樑墓碑一直默不做声，便再次打电话把胡国樑夫妇墓的墓碑情况报告给《杭州日报》，该报记者周春燕邀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的有关人员一同前往龙井村，不久经有关人员考证，确认是胡雪岩祖父母的墓碑，《杭州日报》也及时发表新闻宣传了此事。之后胡庆余堂博物馆陈列柜中的那份胡雪岩世代表，总算把胡雪岩父亲胡芝田，修改成胡鹿泉，并增加了胡雪岩祖父胡国樑及兄弟等人的真实名字，但并未注明出处。
戚邦友是20世纪90年代初发现胡雪岩祖父母墓碑的，赵玉城到龙井村来察看这块墓碑，当时戚邦友在自己家还接待过赵玉城。10多年里，胡庆余堂对此事一直“深度保密”，导致该碑在杭州长期无人知晓。
1949年前，胡亚光就拥有胡庆余堂1.25股股份，一直拿到1965年上半年为止。不久“文革”发生，他被视为资本家，杭州胡庆余堂“造反派”赶到上海抄了胡亚光的家。明摆着胡庆余堂对胡亚光的情况了如指掌，为什么对胡亚光，包括其子女，在胡雪岩籍贯问题上把他“冷冻”了起来，而老远跑到安徽绩溪去认根本不存在的胡雪岩故里的亲戚，这是为什么？
胡雪岩故居始建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至光绪元年（1875）完工。胡庆余堂国药号，清同治十三年（1874）筹建，光绪四年（1878）落成。很明显故居和药店是一体工程，一班施工人马。我们多次去考察过胡庆余堂的建筑，与故居都是杭派传统风格。后来胡庆余堂正厅屋面上，却有人为了体现徽派风格，硬邦邦在正脊上定制类似徽派风格的瓦作安装在脊上，使屋面搞得不伦不类。这又是为什么？
官方李鸿章、左宗棠及阎敬铭的奏章，称胡雪岩籍贯浙江、浙商。地方重要文献清《杭州府志》记载：胡雪岩仁和县人（杭州人）。与胡雪岩同时代的社会名流，称胡雪岩浙商、杭人。胡雪岩自称钱塘弟子、浙省杭城胡光墉、里人胡光墉。清代晚期陈蝶仙《胡雪岩外传》作者写的序，称胡雪岩“世居浙江”。胡雪岩正宗嫡系曾孙胡亚光在履历表上填写籍贯：浙江杭州。
上面这些胡雪岩浙江杭州人的证据资料，都是在公开发行的文献资料上，有的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在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在开放的景区如杭州岳庙、虎跑，浙江湖州铁佛寺及杭州胡雪岩故居，包括有的在安徽省图书馆里等，人们随时都能去参观查阅。
胡雪岩祖父母的墓坐落在杭州西湖区龙井村陈大头山西坡，这里一直是明清时期的墓葬区。
杭州人自古以来（直到政府禁止土葬之前），只要有点经济基础的家庭，他们都会在市郊如小和山、老东岳、杨家牌楼，还有西湖西边的三台山等等，请风水先生看完地形认可后，买下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属租用），往往几代人去世后都会葬在这块土地上。同时基本上都是请租卖坟地的人看管墓地，杭州人把他们称作“坟亲”。大多数坟亲都实实在在，当然也有个别不负责任，又这个那个地要钱，这种“坟亲”时人私底下叫他们“坟山老虎”。
胡雪岩的曾孙胡亚光在《杭州拾翠》中写道：他于1949年4月2日（清明之际）回杭州，首件事就是“至龙井祭扫先茔”。遗憾的是胡亚光没留下更多的交代。根据杭州人的这些习俗，胡雪岩的墓（包括其父胡鹿泉墓）应该都在他祖父母墓的周边。
中国向有叶落归根的习俗，杭州龙井村陈大头山发现的胡雪岩祖父母胡国樑夫妇墓，正是陈蝶仙《胡雪岩外传》的序上所讲，胡雪岩“世居浙江”。
笔者认为，胡雪岩一生一世在浙江，世代在浙江铁证如山，是地地道道的浙江杭州籍人。
作者高念华，系原杭州历史博物馆、杭州文物保护管理所研究员，获杭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杭州市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浙江省文物工作先进个人。著作《胡雪岩故居修复研究》荣获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浙江省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应用科学研究一等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本文原载于《杭州政协》2005年第9期，2019年1月22日，杭州党史方志馆转载部分章节。
2023年8月6日，“杭商传媒”公众号与2023年8月14日“企业家日报”分别刊发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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